刘锡庆臧克家的全部创作，诗与散文始终是“双管齐下”的。在现代，自是“诗压散文”；在当代，特别是“新时期”后，却是“散文压诗”了。作为“诗人”，他受到的关注、研究较为充分；而作为“散文家”，对他的关注、研究就显得太不够了！一话头自然还得从“现代”说起。从1925年到1949年，即从作者20岁到45岁这25年中，臧克家共结集、出版散文①著作7部，它们依次为《津浦北线血战记》（通讯集，1938年5月）、《乱莠集》（散文集，1939年5月）、《随枣行》（散文、通讯集1939年10月）、《我的诗生活》（回忆录，1943年1月）、《挂红》（小说集，1947年6月）、《磨不掉的影像》（散文，1947年10月）、《拥抱》（小说集，1947年12月）。除去两部“小说”集不算，也还有5部之多。臧克家的这些“现代散文”创作，在我看来独创性强，自成一格，丰富和充实了白话散文创作的实绩，具有多方面不容忽视的“文学史”意义：首先，表现在狭义的“抒情散文”自出机杼上。他擅长于“人物散文”的写作，《老哥哥》、《六机匠》、《悼》、《十六岁的游击队员》、《拾花女》、《我的先生闻一多》、《海——回忆一多先生》等，甚至包括《舟子》、《一个从滨江来的人》、《哄花》等，都是这种“写人”的篇什。这几乎成了他“现代散文”的主流体式。这丝毫也没有什么怪异之处：“人”是社会与人生的主角，以他反映现实、表现时代的“现实主义”文艺观来看，正可以通过它来映照生活、再现现实、勾画出时代的眉目。写“群像”的《拾花女》、《哄花》等不必说了，那里面有着过多的“生的艰辛”满溢于篇中，尽管时值金秋送爽、满目丰收景象，也掩饰不住老老少少“哄花女”在贫困驱赶下无奈的苍凉；即使是写“个人”的《一个从滨江来的人》、《十六岁的游击队员》和《悼》等，那里面也同样有着时代、生活的很高的“含金量”：《一个从滨江来的人》迹近“新闻采访”，滨江“商人”和“我”的对话铺衍成篇，沦陷下东三省民众的“抗日”情绪跃然纸上；《十六岁的游击队员》里那位挂彩的“小伤员”简直还是个孩子，但从他身上昂扬着的却是一股抗敌救亡的英风豪气；《悼》也是以“淡墨间开出的悲哀的花朵”献给一位早逝的孩子的——这位天才的小“诗人”之所以不幸夭折，“杀手”还是不公的旧社会；《老哥哥》、《六机匠》是这类“写人散文”的精品，不仅深为作者所珍爱，也打动了不止一代人的心灵。“老哥哥”和“六机匠”本是臧家赤贫的佃农，但却又是作者童年至亲至爱的“朋友”，一生作人作文的“老师”。作者把深醇的厚爱和悠长的惦念献给他们②（对自己的长辈、亲人，作者反而从未著文），这是对本阶级的“反叛”，是全新的“大众意识”，在现代散文史上唯鲁迅先生的《阿长与山海经》、《我的第一个师父》堪可比肩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