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运动，有其历史必然性。但是，“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，把一批知识分子、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‘右派分子’，造成了不幸的后果。”1

    在这场悲剧中，新闻界一方面为反右派运动推波助澜，另一方面又遭受反右派浪潮的猛烈冲击。新闻界在反右派运动中表现如何？反右派运动及其扩大化原因何在？新闻界应该从中吸取那些教训？这些都值得认真研究。

 

（一）

 

    新闻界反右派斗争是整个反右派运动的一部分，而反右派运动又是由整风运动引发的。从这个角度观察，新闻界反右派斗争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。

    第一，“鸣放”酝酿阶段，1956年底至1957年4月27日。1956年4月，毛泽东在《论十大关系》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“百家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方针。为了贯彻这个方针，1956年底《人民日报》等党报开始鼓励知识分子“鸣放”，刚复刊不久的《文汇报》在这方面进行得颇有声色。1957年2月和3月，毛泽东接连发表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和《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》，再次强调“百家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方针。他说：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，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，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。”2他提到，“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，应允许互相批评，批评政府不犯罪。”3这两次讲话，解除了人们的疑虑，鼓舞了新闻界“鸣放“的勇气。普遍的反映是，听了毛泽东的讲话，“真是轻松愉快，谈笑风生，……感到兴奋、舒畅”4。进入4月，新闻界“鸣放”的空气开始活跃。《文汇报》充分报道了北京、上海与各地知识分子学习两个“讲话”的情况。《人民日报》也一改保守姿态，于4月10日发表了《继续放手，贯彻“百家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方针》的社论。社论批评共产党内一些不同意“双百方针”的倾向，认为“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，而是放得不够。”

    第二，“整风鸣放”阶段，1957年4月27日至6月8日。4月27日，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》，要求“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、深入的反官僚主义、反宗派主义、反主观主义的运动。”《指示》认为：“应该放手鼓励批评，坚决实行‘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’。”5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，《人民日报》和各地各级中共党报纷纷发表社论，号召人们积极行动起来，帮助共产党整风，新闻界整风鸣放的气氛逐渐浓烈起来。在这方面，《文汇报》和《光明日报》表现最为活跃。5月中旬起，《文汇报》大量发表了关于“北京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”、“北京大学民主墙”、“折墙填沟问题”等京沪知识界“鸣放”的报道。《光明日报》组织了“九大城市座谈会”的系列报道，并刊发了民盟中央负责人章伯钧关于“政治设计院”的发言和该报总编辑储安平关于所谓“党天下”的发言。恰在这时，发生了轰动新闻界的“左叶事件”6。各报纷纷召开座谈会、开辟专栏，展开关于新闻工作者的地位和反官僚主义的大讨论。以此为契机，新闻界的整风和鸣放逐渐升温。5月16日至18日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召集座谈会。来自北京、上海、山东等地的代表就新闻工作的性质、新闻管理体制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和新的建议。至此，整个知识界特别是新闻界的鸣放达到高潮。